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深化了对中国国情的认识。特别是毛泽东所作的调查堪称调查研究的典范。

在井冈山时期，为解决根据地的土地分配问题，毛泽东进行了宁冈调查、永新调查，总结了农民群众土地革命的新鲜经验，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他不但自己进行调查研究，而且要求各红军部队每到一地都要开展调查工作，并作为制度规定下来。他还亲自指导红军政治部制定了统一的调查表格，调查的内容包括群众斗争状况、反动派状况、经济生活情况和农村各阶级占有土地的情况等。

在领导创建赣南闽西苏区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回顾从前的调查活动，认为“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就是偏重农村而不注意城市，“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

1930年4月，红四军攻占信丰县城。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红军把在农村没收豪绅地主阶级财产的政策照搬到城市，错误地将城内十多家日用百货和杂货商店作为豪绅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财产没收了，一度造成商店关门、商人停市，城市一片恐慌。作为红四军的领导者，毛泽东对这件事非常敏感和在意。他看到了这件事背后的重大政策问题，事关人心向背的关键问题，这促使他下决心了解城市商业状况，不再犯类似错误。

1930年5月，红四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攻克寻乌县城，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环境比较安定。于是，毛泽东在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接连开了10多天座谈会，进行社会调查，并把这次调查的结果，整理成《寻乌调查》一文。

寻乌调查的对象非常广泛。毛泽东找了寻乌各地各阶层的人参加调查会，其中有县商会会长、杂货店主、铸铁工人、县署钱粮办事员、开过赌场的老童生、做过小生意的乡苏委员、秀才出身的小学教师、年轻的区政府主席、自治研究所毕业的缝工等各色人物。对象广泛、代表性强。毛泽东还“下马看花”，到中共寻乌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木工店、商会等地进行实地走访，还跟老表一起下到田间劳动，和他们畅谈，掌握了大量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

调查的内容也是既广泛又深入。如对行业的调查涉及行业种类、店铺分布、经营品种、专卖经营、商品成色、货物来源、市场价格、销售方向、年度贸额、荣枯演变、店员制度等。被剖解的行业达18种。在剖析地主情况时，将地主分为“公共地主”和个人地主两大类别。“公共地主”又分为三类：一是祖宗地主；二是神道地主；三是政治地主。对地主作这样深入细致的分类和解析，这在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文献中极为罕见。

调查不是花架子，不是虚晃一枪，不是蜻蜓点水，而是要真正了解情况。所以在调查中，毛泽东亲力亲为，自己拟定调查大纲细目，自己主持调查会，自己动手做记录，最后自己动手撰写了8万余字的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共设5章39节，类别包括地理位置、历史沿革、行政区划、自然风貌、水陆交通、土特产品、商业往来、商品种类、货物流向、税收制度、人口成分、土地关系、阶级状况、剥削方式、土地斗争等。这些调查的内容系统、详尽、丰富、透彻、细致入微，是一部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寻乌社会历史的全纪实、大写真。

在社会学上，费孝通的江村调查被当作中国农村调查的范本。其实，毛泽东的寻乌调查不仅是政治调查、政策调查的典范，也是社会调查、学术调查的典范。

毛泽东的寻乌调查，不仅深化了对寻乌这个县级区域的了解，而且以点带面，深化了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不仅达到了调查研究本身的目的，而且创立了独特的调查研究理论；不仅直接指导了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各项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而且为形成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奠定了基础。

通过寻乌调查和中央苏区时的其他一系列调查，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方法形成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理论。在进行寻乌调查的同时，毛泽东对多年来从事的调查研究进行了理论总结，写出了《调查工作》一文。由于战事频繁，这篇文章失传多年。1957年福建一位农民捐献出来后，毛泽东高兴地说：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

后来这篇文章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公开发表。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名言，第一次提出了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问题。针对那种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本本主义，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的主观主义，只坐在机关里发号施令的官僚主义和不问具体内容、盲目地执行“上级”指示的形式主义作风，毛泽东将调查研究与解决问题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

毛泽东系统地概括了实际调查的方法和技术。他批评那种只反映各种片断社会现象的“狗肉账”式的调查，进一步指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他提倡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参加调查会的人员视调查内容而定。作社会经济调查，就要找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在年龄上，老年人多些，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在职业上，各个阶层的人都要找。参加调查会人员的多少，视主持人的指挥能力而定，至少需要三人，可以多到十几人或者二十几人，一般三五个七八个即够。事先要准备调查纲目，既要有大纲，又要有细目，要给予时间让参加者作准备。担任领导工作的都要亲自作调查，不但自己主持，还要自己做记录，口问手写，同到会人展开讨论，假手于人是不行的。他后来回顾说：“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

来源：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党风建设纪事》